其他
张忠纲│唐五代笔记小说有关杜甫记载考索——为《杜甫研究学刊》创刊四十周年作
编者按：原文刊载于《杜甫研究学刊》2021年第2期，总第148期。
杜诗在中唐已大行天下。到晚唐五代，亦应得到广泛的流传。但此时战乱频仍，社会不安定，故保存下来的资料较少。杜甫天宝十三载（754）所献《进〈雕赋〉表》即说：“自七岁所缀诗笔，向四十载矣，约千有余篇。”而流传至今作于天宝十三载前诗歌不过一百多首。所以韩愈《调张籍》云：“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流落人间者，泰山一毫芒。”可见杜甫作品散佚之多。所以，仅以今存资料的多少来断定杜诗在当时的影响，难免有所偏失。杜诗在晚唐仍然得到广泛流传的一个显著的例子，就是高彦休《唐阙史》所载《韦进士见亡妓》：“京兆韦氏子，举进士，门阀甚盛。尝纳妓于潞，颜色明秀，尤善音律，慧心巧思，众寡其伦。韦曾令写杜工部诗，得本甚舛缺，妓随笔铅正，文理晓然，以是韦颇惑之。十六归京兆，二十一而雕落。”高彦休《唐阙史》序云：“中和岁，齐偷构逆，翠华幸蜀，搏虎未期，鸣鸾在远，旅泊江表，问安之暇，出所记述，亡逸过半，其间近屏帏者，涉疑诞者，又删去之，十存三四焉。共五十一篇，分为上下卷，约以年代为次，讨寻经史之暇，时或一览，犹至味之有菹醢也。甲辰岁清和月编次。”所谓“齐偷构逆，翠华幸蜀”，指的是黄巢起义，攻破长安，唐僖宗仓皇逃到四川。“甲辰岁”，即僖宗中和四年（884）。《唐阙史》所记大多为代宗大历至僖宗乾符（766-879）年间事，“约以年代为次”。《韦进士见亡妓》条下即《卢尚书庄堕雷工》条，所记乃乾符二年（875）事，又后《迎佛骨事》条，记唐懿宗咸通十四年（873）事。故《韦进士见亡妓》所记之事，最晚亦当在乾符以前。一个下层的妓女，对杜诗竟如此熟悉，他人可知。而从“得本甚舛缺”，亦可见当时杜诗在民间流传之广，影响之大。所以在唐五代笔记小说中，有关杜甫和杜诗的记载甚多。这些记载，内容驳杂，有的有事实根据，颇有价值；有的一鳞半爪，想象虚构；有的道听途说，记载失实。多方面反映了杜甫及杜诗对后世影响颇大。
一、《本事诗》第一次标出杜诗“诗史”说
孟启《本事诗·高逸第三》载：“李太白初自蜀至京师，舍于逆旅。贺监知章闻其名，首访之。既奇其姿，复请所为文。出《蜀道难》以示之。读未竟，称叹者数四，号为‘谪仙’，解金龟换酒，与倾尽醉。期不间日，由是称誉光赫。……玄宗闻之，召入翰林。以其才藻绝人，器识兼茂，欲以上位处之，故未命以官。……常出入宫中，恩礼殊厚，竟以疏从乞归。上亦以非廊庙器，优诏罢遣之。后以不羁流落江外，又以永王招礼，累谪于夜郎。及放还，卒于宣城。杜所赠《二十韵》，备叙其事。读其文，尽得其故迹。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
据作者序称该书作于“光启二年”，即公元886年，已是晚唐，时李杜并称已久，撰者多喜并引李杜之事。孟启《本事诗》所记则多为诗之“本事”，上引李杜之诗则记载了李白和杜甫的生平之“事”，最后特别提到杜甫的《寄李十二白二十韵》，此诗概述李白一生行迹，充溢着对李白的全面理解和深切同情。首十二句，盛赞李白的诗才及其以诗承玄宗优宠之事；次八句，言李白因小人谗毁，遂求放还，遇杜甫同游梁宋、齐鲁，交契深厚；次十句，痛陈李白被罪长流夜郎之遭遇；最后十句，仗义为李白申枉，而愤朝廷无人代白辩冤。故王嗣奭评曰：“此诗分明为李白作传，其生平履历备矣。白才高而狂，人或疑其乏保身之哲，公故为之剖白。”汪灏亦曰：“他处赠李诗多错综，独此章未免直叙，何也？盖公忿李之无罪受冤，竟欲叩九阍而代为申诉，明是一道奏疏，题曰寄李，窃冀朝宁闻之耳。”所以孟启称“杜所赠二十韵，备叙其事。读其文，尽得其故迹”。由杜赠白诗联想到杜甫在“安史之乱”中颠沛流离的生活经历及其诗作，认为杜甫的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堪称“诗史”。“推见至隐”，出自司马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太史公曰：“《春秋》推见至隐，《易》本隐之以显。”裴骃《集解》引韦昭曰：“推见事至于隐讳，谓若晋文召天子，经言‘狩河阳’之属。”司马贞《索隐》引李奇曰：“‘隐’犹‘微’也。言其义彰而文微。”《索隐》又引虞喜《志林》曰：“《春秋》以人事通天道，是推见以至隐也。《易》以天道接人事，是本隐以之明显也。”“见”读如“现”，与下“显”字同。谓《春秋》乃由事迹之显著，而至于精微。何焯则谓：“推见至隐，言由人事之见著者，推而至于天道之隐微也。”后世对“推见至隐”有不同的阐释。张高评曰：“推见，历史叙事（史事）；至隐，指历史哲学（史义），谓《春秋》所叙述的齐桓晋文称霸一类的事件，采取的文体形式是历史，主要表达的则是作者自己的义理。”这也就是说，诗人所写的并非是单纯“显”事，而是在“显”事中含蓄地“显”露出作者的褒贬态度和思想立场，即所谓“微言大义”的“春秋书法”。
不少论者都注意到孟启对“本事”的强调以及“诗史”概念的引用，并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而是继承了儒家经典《春秋》书写的传统，并与杜甫当时《春秋》学的兴起不无关系，这是颇有道理的。由啖助开创，赵匡继之，又经陆质发挥传播的《春秋》学随时运大兴，而这与当时孟子地位的提高是相联系的。啖助（724-770）与杜甫是同时人，赵州（今河北赵县）人，后徙关中。天宝末，调临海尉、丹阳主簿。后隐居不仕。淹该经术，尤精《春秋》。以十年之功“考核三传，舍短取长”，撰成《春秋集传集注》。陆淳（？-805）拜啖助为师，“秉笔持简，侍于啖先生左右十有一年”，即肃宗上元元年（760）到代宗大历五年（770），“述释之间，每承善诱，微言奥指，颇得而闻”，从而对啖助的《春秋》新学有深入的了解，并深受其影响。啖助、赵匡、陆质形成的这个新《春秋》学派，在当时及后世都有很大影响。宋人陈振孙即云：“汉儒以来言《春秋》者惟宗三传，三传之外，能卓然有见于千载之后者，自啖氏始，不可没也。”清末皮锡瑞也说：“《春秋》杂采三传，自啖助始。”又说：“今世所传合三传为一书者，自唐陆淳《春秋纂例》始。”“淳本啖助、赵匡之说，杂采三传，以意去取，合为一书，变专门为通学，是《春秋》经学一大变。宋儒治《春秋》者，皆此一派。”杜甫与啖、赵、陆三人是同时人，可能有所交往。天宝十三载（753），杜甫有《桥陵诗三十韵因呈县内诸官》云：“王刘美竹润，裴李春兰馨。郑氏才振古，啖侯笔不停。遣辞必中律，利物常发硎。绮绣相辗转，琳琅愈青荧。”或疑诗中“啖侯”为啖助，时任京兆奉先县属官。确否？尚待详考。比杜甫稍小的赵匡，从啖助研究《春秋》之学，时人称为“赵夫子”。他在《举人条例》中云：“其有通《礼记》《尚书》《论语》《孝经》之外，更通《道德》诸经，通《元经》《孟子》《荀卿子》《吕氏春秋》《管子》《墨子》《韩子》，谓之茂才举。达观之士，既知经学，兼有诸子之学，取其所长，舍其偏滞，则于理道，无不该矣。”此前，《孟子》一直被列为子书，不能称“经”。但“安史之乱”后，孔子及儒学地位的提高，要求把《孟子》列为经书的呼声也越来越高。杜甫的友人礼部侍郎杨绾（？-777）在宝应二年（763）六月二十日所上《条奏贡举疏》中已有“孔孟之道”的称谓，在本年七月二十六日奏贡举条目时，更请求升《孟子》为经：“《论语》《孝经》皆圣人深旨，《孟子》亦儒门之达者，其学官望兼习此三者，共为一经，其试如上。”反映了孟子在当时的影响和地位。
杜甫是原始儒家思想即孔孟思想的继承者和实践者，早在韩愈之前便阐释和恢复原始儒家道统思想。有的论者称“杜甫是唐代儒学复兴运动的孤明先发者”。杜甫是实践孟子“恻隐之心为仁”的典型，宋人就说“老杜似孟子”。孟子极为重视《春秋》，可谓讲明《春秋》宗旨的第一人。他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顾炎武解释说：“《二南》也，《豳》也，《小大雅》也，皆西周之诗也。至于幽王而止。其余十二《国风》，则东周之诗也。‘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西周之诗亡也。诗亡而列国之事迹不可得而见，于是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出焉。是之谓《诗》亡然后《春秋》作也。”孟子又说：“世道衰微，邪说暴行又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者，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正如吕绍纲所说：“首先指出《春秋》是明义之书的是孟子。”“说孟子最了解《春秋》，是两千多年《春秋》学的奠基人，他是当之无愧的。”皮锡瑞则说：“孟子开宋学宗派，其学广大精微，重在传道。”啖助等人的《春秋》学继承和发挥了孔孟的“仁政”“民本”思想，啖助即说：“夫子之志，冀行道以拯生灵也。”陆淳对吕温也说：“以生人为重，社稷次之。”“生人”即“生民”，乃避唐太宗李世民讳而改称。这是直接继承了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柳宗元盛赞陆淳“其道以生人为主，以尧舜为的”。这与杜甫“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理想是一致的。啖助等的《春秋》新学直接导致了韩愈、柳宗元倡导的古文运动，肇开宋学之风；杜甫的新题乐府则直接导致了白居易、元稹领导的新乐府运动，杜诗则肇示了中国古典诗歌由所谓“唐音”向“宋调”的转变。这不是历史的巧合，而是“安史之乱”所引起的时代剧变的风云交汇，意识形态领域适应剧变而形成的新气象。
孟启《本事诗》在杜诗学史上第一次标出“诗史”说，揭橥了杜诗的根本特征之一，有着特殊的历史意义，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宋祁《新唐书·杜甫传》即云：“甫又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号‘诗史’。”胡震亨亦云：“知诗史之评，原出唐人也。”孙明君更认为“‘诗史’之名在杜甫生前已经广泛流传”。
“安史之乱”是唐王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而杜甫用他的诗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广阔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可谓实录。一部杜诗可谓杜甫本人的一部自传。宋魏了翁即云：“杜少陵所为号诗史者，以其不特模写物象，凡一代兴替之变寓焉。”明许宗鲁亦云：“夫谓杜诗为史者，岂不信哉！是故开元治平之迹，天宝丧乱之因，至德中兴之由，上元、宝应迄乎大历，纷攘小康之故，靡不综述，夫其裨史氏之遗略，备一代之典籍，盖深有征焉者，故谓之为史者，信矣！信矣！”杨义则谓：“历史磨人，人磨历史，在双重磨难中诗篇把个人自传与民族命运融合在一起。在其后对安史之乱和自己飘泊巴蜀的抒写中，诗篇以民族历史解释个人历史，以个人历史透视民族历史，从而使诗史思维的自传化和心灵化，充实以非常真挚而沉重的历史悲剧的内涵。”使人产生历史的兴亡之感，这正是杜甫“诗史”精神的实质。“安史之乱”爆发前夜，杜甫即在《后出塞》中警醒世人：“主将位益崇，气骄凌上都。边人不敢议，议者死路衢。”“坐见幽州骑，长驱河洛昏。”而在安史既叛朝廷尚未知的天宝十四载十一月初所作《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更形象地警告时势危殆：“群冰从西下，极目高崒兀。疑是崆峒来，恐触天柱折。”“忧端齐终南，澒洞不可掇。”战乱初起，陷贼长安时，则有《悲陈陶》《悲青坂》《对雪》《塞芦子》《哀江头》《哀王孙》《春望》等诗。逃出长安，任职左拾遗时，则有《喜达行在所三首》《述怀》《彭衙行》《羌村三首》《北征》《喜闻官军已临贼寇二十韵》《收京三首》等诗。官华州司功时，则有《观安西兵过赴关中待命二首》《观兵》《洗兵马》《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等诗。直到代宗宝应二年（763）春，唐军收复河南、河北诸州郡，“安史之乱”宣告平息，时流寓梓州（今四川三台）的杜甫闻知欣喜若狂，遂走笔写下“生平第一首快诗”《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其余或非专章叙及，或乃晚年追忆，杜诗中语涉“安史之乱”者，更是不胜枚举。可以说，杜甫用他的如椽之笔艺术地再现了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的全过程及其产生的种种影响，孟启谓其“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可谓确评！
环顾杜甫的同辈诗人，杰出如李白、王维、高适、岑参者，又皆杜甫之友，交往颇密，但他们都没有像杜甫这样用大量的诗歌来全面而深刻地反映自身亲历的这一重大历史事变。安史乱起，李白避难江南。至德二载（757）正月，隐居庐山，永王李璘派谋士韦子春三次上山聘请入幕府。永王败，因此获罪，入狱。乾元元年（758），流放夜郎。中途遇赦东归。宝应元年（762），在当涂与世长辞。由于这一特殊情况，李白直接反映“安史之乱”的诗较少，大约有十几首。道教信仰，浪漫情怀，反映战乱自与杜甫不同。如战乱初起时，从游仙的角度“俯视洛阳川，茫茫走胡兵。流血涂野草，豺狼尽冠缨”，以抒发其悲愤之情。逃亡途中，作有《奔亡道中五首》，其四云：“函谷如玉关，几时可生还？洛阳为易水，嵩岳是燕山。俗变羌胡语，人多沙塞颜。申包惟恸哭，七日鬓毛斑。”《扶风豪士歌》云：“洛阳三月飞胡沙，洛阳城中人怨嗟。天津流水波赤血，白骨相撑如乱麻。”《猛虎行》亦云：“旌旗缤纷两河道，战鼓惊山欲倾倒。秦人半作燕地囚，胡马翻衔洛阳草。一输一失关下兵，朝降夕叛幽蓟城。巨鳌未斩海水动，鱼龙奔走安得宁？”《经乱后将避地剡中留赠崔宣城》又云：“中原走豺虎，烈火焚宗庙。太白昼经天，颓阳掩余照。王城皆荡覆，世路成奔峭。四海望长安，嚬眉寡西笑。苍生疑落叶，白骨空相吊。连兵似雪山，破敌谁能料？”参加永王李璘幕府，有“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净胡沙”，“试借君王玉马鞭，指挥戎虏坐琼筵。南风一扫胡尘静，西入长安到日边”之豪言壮语。在《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这首自传体长诗中较多地写到这次战乱的具体情况：“十月到幽州，戈鋋若罗星。君王弃北海，扫地借长鲸。呼吸走百川，燕然可摧倾。……炎凉几度改，九土中横溃。汉甲连胡兵，沙尘暗云海。草木摇杀气，星辰无光彩。白骨成丘山，苍生竟何罪。函关壮帝居，国命悬哥舒。长戟三十万，开门纳凶渠。公卿如犬羊，忠谠醢与菹。二圣出游豫，两京遂丘墟。”“长鲸”指的就是安禄山。《赠王判官时余归隐居庐山屏风叠》则流露了安史之乱爆发后的消极心态：“大盗割鸿沟，如风扫秋叶。吾非济代人，且隐屏风叠。中夜天中望，忆君思见君。明朝拂衣去，永与海鸥群。”
安禄山陷两京，王维扈从不及，为叛军所获。服药取痢，伪称瘖病。禄山迎置洛阳，拘于普施寺，迫以伪署。禄山宴于凝碧宫，其乐工皆梨园弟子、教坊工人。维闻之悲恻，潜为诗曰：“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僚何日更朝天？秋槐叶落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至德二载（757）冬，陷贼官以六等定罪。维以《凝碧诗》闻于行在，肃宗嘉之。会弟缙请削己宪部侍郎以赎兄罪，特宥之，乾元元年（758）二月，责授太子中允。事后为官，唯在“退朝之后，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悲叹“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对战乱国难，民生疾苦，几不言及。
至于高适，天宝十一载（752）辞封丘尉，客游长安。秋冬之际，任凉州河西节度使哥舒翰幕掌书记。安禄山反，征哥舒翰讨贼，仍佐翰守潼关。十五载，翰兵败降贼，后奔赴行在，及河池郡，谒见玄宗。寻迁侍御史。至成都，八月，制授谏议大夫。至德二载（757），永王璘起兵于江东，欲据扬州。授适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淮南节度使、兼御史大夫，诏与江东节度来瑱率本部兵平永王之乱，对李白之陷囹圄及流放夜郎，亦未设法营救。平乱后，又讨伐安史叛军，曾解睢阳之围。李辅国恶其敢言，乾元元年（758），左授太子少詹事，兼御史中丞，分司东都。杜甫有《寄高三十五詹事》诗。高适虽高踞节帅，亲自参与平永王乱，讨安史叛，但对两次征伐竟无一诗。直到乾元二年出为彭州刺史后，才在《酬裴员外以诗代书》中叙及自己坎坷的仕途经历与“安史之乱”后的社会动乱情况：“乙未将星变，贼臣候天灾。胡骑犯龙山，乘舆经马嵬。千官无倚着，万姓徒悲哀。诛吕鬼神动，安刘天地开。奔波走风尘，倏忽值云雷。拥旄出淮甸，入幕征楚材。誓当剪鲸鲵，永以竭驽骀。小人胡不仁，谗我成死灰。赖得日月明，照耀无不该。留司洛阳宫，詹府唯蒿莱。是时扫氛祲，尚未歼渠魁。背河列长围，师老将亦乖。归军剧风火，散卒争椎埋。一夕瀍洛空，生灵悲曝腮。衣冠投草莽，予欲驰江淮。登顿宛叶下，栖遑襄邓隈。城池何萧条，邑屋更崩摧。纵横荆棘丛，但见瓦砾堆。行人无血色，战骨多青苔。遂除彭门守，因得朝玉阶。”
至德二载（757），岑参自北庭到达凤翔肃宗行在，六月十二日，杜甫等五人荐岑参可为谏官，肃宗以岑参为右补阙。十月，扈从肃宗归长安。后改任太子中允，兼任殿中侍御史，充任关西节度判官。宝应元年（762）十月，天下兵马元帅雍王李适会师陕州讨伐史朝义，岑参任掌书记。岑参在凤翔作《行军诗二首（时扈从在凤翔）》：“吾窃悲此生，四十幸未老。一朝逢世乱，终日不自保。胡兵夺长安，宫殿生野草。伤心五陵树，不见二京道。我皇在行军，兵马日浩浩。胡雏尚未灭，诸将恳征讨。昨闻咸阳败，杀戮净如扫。积尸若丘山，流血涨丰镐。干戈碍乡国，豺虎满城堡。村落皆无人，萧条空桑枣。儒生有长策，无处豁怀抱。块然伤时人，举首哭苍昊。”“早知逢世乱，少小谩读书。悔不学弯弓，向东射狂胡。偶从谏官列，谬向丹墀趋。未能匡吾君，虚作一丈夫。抚剑伤世路，哀歌泣良图。功业今已迟，览镜悲白须。平生抱忠义，不敢私微躯。”反映战乱惨况具体深刻，身为谏官，抱持忠义，不惜微躯。但在《岑嘉州集》近四百首中，仅此二诗。后从雍王李适讨伐安史叛军，亦无诗咏及。后任嘉州刺史，在《西蜀旅舍春叹，寄朝中故人呈狄评事》诗云：“春与人相乖，柳青头转白。生平未得意，览镜私自惜。四海犹未安，一身无所适。自从兵戈动，遂觉天地窄。功业悲后时，光阴叹虚掷。”可见乱后豪情衰飒之心境矣。
综上所述，在反映天崩地解“安史之乱”前后唐代社会生活的变化方面，不论就诗歌的数量和质量，反映现实的广度和深度，杜甫都较李白、王维、高适、岑参为优，遑论他人！把“诗史”的桂冠戴在杜甫头上，可谓实至名归。宋以后，“诗史”与“诗圣”“集大成”几乎成为杜甫研究的三大理论范畴，但对“诗史”内涵的阐释可谓歧见纷出，褒贬互见，这是后话，此不赘述。
二、《戏赠杜甫》引起的一桩公案
上引《本事诗·高逸第三》云：“（李白）戏杜曰：‘饭颗山头逢杜甫，头戴笠子日卓午。借问何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盖讥其拘束也。”即所谓《戏赠杜甫》诗。而在《本事诗》之前，段成式（？-863）《酉阳杂俎》已提及：“众言李白唯戏杜考功‘饭颗山头’之句，成式偶见李白《祠亭上宴别杜考功》诗。”只是未引全诗。因宋蜀本《李太白集》未收此诗，故真伪之辨至今不绝。主张伪诗的，如胡仔《苕溪渔隐丛话》曰：“李太白《戏子美诗》：‘饭颗山头……’，《李翰林集》亦无此诗，疑后人所作也。”洪迈《容斋随笔》亦曰：“所谓‘饭颗山头’之嘲，亦好事者所撰耳。”但其所编《万首唐人绝句》卷五十九却又作李白《戏赠杜甫》诗。王定保《唐摭言》卷十二、曾慥《类说》卷三十四、计有功《唐诗纪事》卷十八等均录有“饭颗山”一诗，文字稍异。《旧唐书》又将此事写入杜甫本传：“天宝末诗人，甫与李白齐名，而白自负文格放达，讥甫龌龊，而有饭颗山之嘲诮。”但宋人似乎多认为是李白所作。如王安石曰：“‘饭颗’之嘲，虽一时戏剧之谈，然二人者名既相逼，亦不能无相忌也。”葛立方曰：“李白论杜甫则曰：‘饭颗山头逢杜甫……’似讥其太愁苦也。”苏轼诗中屡屡提及此诗，如云：“尔来子美瘦，正坐作诗苦。”“早衰怪我遽如许，苦学怜君太瘦生。”“后来太守更风流，要伴前人作诗瘦。”“征西自有家鸡肥，太白应惊饭山瘦。”“不独饭山嘲我瘦，也应糠籺怪君肥。”“故人飞上金銮殿，迁客来从饭颗山。”“从来破釜跃江鱼，只有清诗嘲饭颗。”看来苏轼认定是李白所作了！而陆游亦云：“面余作诗瘦，趋拜尚不俗。”“人讥作诗瘦，自悯著书穷。”“儿因作诗瘦，家为买书贫。”“玉门关外何妨死，饭颗山头不怕穷。”“竹竿坡面老别驾，饭颗山头瘦拾遗。”“瘦如饭颗吟诗面，饥似柴桑乞食身。”“汝方僵卧凭团巷，我亦饥吟饭颗山。”明代都穆则曰：“古人嘲戏之语，集中往往不载，不特太白为然。”此类尚多，兹不枚举。但亦有斥为伪作者。如严羽则曰：“少陵与太白，独厚于诸公，诗中凡言太白十四处，至谓‘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三夜频梦君，情亲见君意’，其情好可想。《遁斋闲览》谓二人名既相逼，不能无相忌，是以庸俗之见而度贤哲之心也。予故不得不辨。”《杜诗详注》的作者仇兆鳌更说：“此诗，唐人谓讥其太愁肝肾也。今按李集不载，洪容斋谓是好事者为之耳。李杜文章知己，心相推服，断无此语，且诗词庸俗，一望而知为赝作也。”四库馆臣亦云：“其李白《饭颗山头》一诗，论者颇以为失实。”陈仅亦曰：“太白平生最笃于友朋之谊……‘饭颗’之诗，伪托无疑。”
郭沫若于1971年出版《李白与杜甫》，力主此诗为李白所作：“但有一首诗却被人误解得很厉害，那就是第四首的所谓《戏赠杜甫》了。‘戏’字无疑是后人误加的。……诗的后二句的一问一答，不是李白的独白，而是李杜两人的对话。再说详细一点，‘别来太瘦生’是李白发问，‘总为从前作诗苦’是杜甫的回答。这样很亲切的诗，却完全被专家们讲反了。……这样亲切而认真的诗，被解为‘嘲诮’，解为‘戏赠’，解为讥杜甫‘拘束’或甚至‘龌龊’，未免冤枉了李白，也唐突了杜甫！”郭说影响颇大。安旗主编《李白全集编年注释》即云：“郭说可从。诗盖别后重逢之作。上年二人同游于梁宋，本年（按：指天宝四载）重游于东鲁，因系于此。”郁贤皓在近著《李太白全集校注》此诗引郭说后“按”云：“前人因长乐坡在长安，而李杜从未在长安见过面，故认为此诗乃伪托。然《本事诗》作‘饭颗山头’，其地不详；似不能据一作异文而定其为伪。且郭说甚有见地，可从。李杜相会仅在天宝三、四载（七四四、七四五）间游梁宋齐鲁之时，此诗当为天宝四载之作。”由《戏赠杜甫》的真伪之辨，又引出其中的地名之辨。“饭颗山”在哪里? 安旗主编《李白全集编年注释》、詹锳主编《李白全集校注彚释集评》和郁著都说是“无考”。葛景春《饭颗山到底在哪里?——关于李白〈戏赠杜甫〉写作时间和地点的臆测》则云：“关于作此诗的地点也有作于东鲁甑山、作于长安长乐坡等几种观点。本人认为，此诗是李白在天宝三载初夏出长安在洛阳与杜甫相会，和杜甫一同到杜甫家洛阳南的陆浑山庄路经‘饭坡’（在今河南嵩县陆浑水库西南）时所作。”甑山，在今山东省兖州市。陈林《〈戏赠杜甫〉非伪作》即主此说，并详解曰：“甑本蒸饭器具，饭颗即饭粒，李白以饭代甑，把甑山夸小为饭颗山是极言山体之微。”此前徐叶翎、樊英民等人已主此说。
至于“长乐坡”的出处，五代王定保《唐摭言》载：“李白戏赠杜甫曰：‘长乐坡前逢杜甫，头戴笠子日卓午。借问形容何瘦生? 只为从来学诗苦’。”四库本与中华书局据雅雨堂丛书排印本都是如此。一本“长乐坡前”作“饭颗坡前”。四库本《类说》卷三十四引《摭言》“只为从来学诗苦”作“只为从来作诗苦”。安旗根据这一发现特撰《长乐坡前逢杜甫——天宝十二载李杜重逢于长安说》一文，改变旧说，提出新说：“天宝十二载（753），即安史之乱前两年，五十三岁的李白与四十二岁的杜甫，曾在西京长安重逢，较之初逢，其意义之重大，有过无不及。”“所谓‘饭颗山’者，实即其上有太仓之长乐坡也。太仓之米炊而为饭，长乐坡岂非饭颗山乎？故知‘饭颗山头逢杜甫’亦即‘长乐坡前逢杜甫’，二而一也。此一诗之两传者，集中多有之。且太白屡有为山水命名之事，如改青阳九子山曰九华山……似此，则‘饭颗山’者，李白为长乐坡所取之诨名也。”又说：“李白此诗，其所以一作‘长乐坡前’而一作‘饭颗山头’者，或出于以下情况：乍见之下，脱口而出，故初作‘长乐坡前’；稍后得知杜甫近年窘况，竟濒于饿死，遂改为‘饭颗山头’。将‘太瘦生’之杜甫置于饭颗如山背景之前，顿使此诗成为一幅讽刺漫画，而时政可知。李白之为长乐坡起一诨名，其意盖在斯乎？”安旗将“李杜二人于天宝十二载春重逢于长安”作为她“李白三入长安”说的重要发现，兴奋不已，文末满怀激情地说：“探索未已，感慨转深，恨不能起闻一多先生于地下，请他以诗人之笔为李杜重逢再一次大书而特书。前一次初逢用的是金墨，这一次重逢应该用朱砂，赤红如血的朱砂，像他们在长乐坡前生离死别的眼泪。”文末亲书：“2000年冬—2001年春于古都长安太平坊之西曲。”安旗将这一重大新说纳入后来修改出版的《李白全集编年笺注》中，在《戏赠杜甫》一诗【注释】中云：“饭颗山头，清乾隆丙子（二十一年）雅雨堂本《摭言》作‘长乐坡前’，所据为南宋官刻本，其跋云：‘唐以进士为重，《摭言》所载最为详备。刊之宜春郡斋。嘉定辛未重午日柯山郑昉跋。’郑跋之后，又有朱彝尊、王士祯跋，称为善本。长乐坡犹在，位于今西安市东北朝阳门外七公里处；据《唐两京城坊考》，在禁苑之光泰门东七里。长乐坡下，有陕郡太守韦坚所开广运潭，潭即漕运之终点，其近旁地势高处有太仓。据《唐两京城坊考》之《西京三苑图》，光泰门外适有米仓村；据《通鉴·唐纪》兴元元年所记，米仓村即在长乐坡上。因知所谓‘饭颗山’者，实即其上有太仓之长乐坡也；‘饭颗山头逢杜甫’亦即‘长乐坡前逢杜甫’，二而一也。”薛天纬在《后记》中满怀深情地说：“这一成果的获得，不但凭借了文献考据及文本解析，更是安旗先生实地考察的结果。二○○一年，七十五岁高龄的安旗先生不顾身体孱弱，在西安东郊踏勘长乐坡，将历史事件、古今地名以及地形变迁相互参照，得出‘所谓“饭颗山”者，实即上有太仓之长乐坡也’，‘“饭颗山头逢杜甫”亦即“长乐坡前逢杜甫”，二而一也’的结论，从而对《戏赠杜甫》一诗作出了全新的解读，并为天宝十二载‘李杜二人重逢于长安’、即李白‘三入长安’找到了一条有力的证据。……安旗先生确实是以全部心血和感情来从事李白研究的。”
由《戏赠杜甫》的真伪引发的这场历时千年而不绝的辩难，令人叹为观止，此亦可见李杜二人的艺术与人格魅力和后人对诗仙诗圣的挚爱。
三、严武欲杀杜甫之辨
范摅《云溪友议》卷上《严黄门》条云：“武年二十三，为给事黄门侍郎。明年，拥旄西蜀，累于饮筵对客骋其笔札。杜甫拾遗乘醉而言曰：‘不谓严定之有此儿也!’武恚目久之，曰：‘杜审言孙子，拟捋虎须？’合座皆笑，以弥缝之。武曰：‘与公等饮馔谋欢，何至于祖考耶？’房太尉绾亦微有所忤，忧怖成疾。武母恐害贤良，遂以小舟送甫下峡，母则可谓贤也。然二公几不免于虎口矣!李太白为《蜀道难》，乃为房、杜之危也。……支属刺史章彝，因小瑕，武遂棒杀。后为彝外家报怨，严氏遂微焉。”
严武欲杀杜甫之说，虽经许多杜诗研究者的批驳，但仍有人信其说，或不敢信其有，亦不能断其无，依违两者之间。看来，这是应该加以澄清，为严武辨诬的。
《云溪友议》所记，多得之传闻，有不少失实之处。这段文字，错讹甚多，就其大者，有以下数端：
（一）将武父严挺之误为“定之”，将房琯误为“房绾”，盖因音近而误，可知纯系传闻。
（二）作者对严武履历几乎全然不知。如云：“武年二十三，为给事黄门侍郎，明年拥旄西蜀。”唐无给事黄门侍郎之名。杜佑《通典》谓：秦官有黄门侍郎，汉因之。秦汉别有给事黄门之职，后汉并为一官，故有给事黄门侍郎，至隋炀帝而去给事之名，直曰黄门侍郎。严武生于开元十四年（726），卒于永泰元年（765），享年四十。二十三岁为天宝七载（748）。安史之乱起，严武从玄宗入蜀，擢谏议大夫。至德初，宰相房琯荐武为给事中。宝应元年（762）四月，玄宗、肃宗相继去世，代宗即位，召武还朝。七月，严武入朝，拜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并被任命为二圣山陵桥道使，封郑国公，迁黄门侍郎，颇受重用。广德二年（764）正月，严武以黄门侍郎拜成都尹充剑南节度使。则武迁黄门侍郎，最早亦在广德元年（763）。明年重镇成都，武已三十九岁矣。《云溪友议》所述，全然不合。
（三）《云溪友议》云：“武母恐害贤良，遂以小舟送甫下峡。”杜甫离蜀在严武死后，而非生前。再是，作为节度使的严武，真要杀杜甫，甫乘小舟岂能逃脱？
（四）《云溪友议》云：“李太白为《蜀道难》，乃为房、杜之危也。”关于《蜀道难》的写作年代，尽管说法不一，但最迟不当晚于天宝初年。但无论如何，《蜀道难》与“房、杜之危”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前人和今人已详论之，兹不赘述。
据此看来，《云溪友议》所谓严武欲杀杜甫云云，纯系小说家言，是完全不足信的。早于范摅的李肇，在《唐国史补》卷上云：“严武少以强俊知名，蜀中坐衙，杜甫袒跣登其机案，武爱其才终不害。然与韦（当作“章”）彝素善，再入蜀，谈笑杀之。及卒，母喜曰：‘而今而后，吾知免官婢矣。’”并无杀甫之说，只是说到杀章彝。《云溪友议》云“支属刺史章彝，因小瑕，武遂棒杀。后为彝外家报怨，严氏遂微焉”，即指此。李肇名其书曰《唐国史补》，意在补国史之不足，态度自然是严肃认真的。《旧唐书·杜甫传》虽云：“武与甫世旧，待遇甚隆。甫性褊躁，无器度，恃恩放恣。尝凭醉登武之床，瞪视武曰：‘严挺之乃有此儿!’武虽急暴，不以为忤。甫于成都浣花里种竹植树，结庐枕江，纵酒啸咏，与田畯野老相狎荡，无拘检。严武过之，有时不冠，其傲诞如此!”但亦明言“武虽急暴，不以为忤”。《严武传》亦不载杀甫之说。到宋祁写《新唐书》，始将杀甫之说载于正史，分别写入杜甫传和严武传，遂致谬种流传。难怪钱谦益斥曰：“《国史补》：严武少以强俊知名，蜀中坐衙，杜甫袒跣登其几案，武爱其才，终不加害。此所谓‘将军礼数宽’也。‘钩帘欲杀’之语，最为诬罔，不知宋子京《新书》何以载之本传？”王应麟亦曰：“《新史·严武传》多取《云溪友议》，宜其失实也。”对严武欲杀杜甫事，宋人已辩其非。洪迈即云：“甫集中诗，凡为武作者几三十篇，送其还朝者曰：‘江村独归处，寂寞养残生。’喜其再镇蜀曰：‘得归茅屋赴成都，直为文翁再剖符。’此犹是武在时语。至《哭其归榇》及《八哀诗》‘记室得何逊，韬钤延子荆’，盖以自况；‘空余老宾客，身上愧簪缨’，又以自伤。若果有欲杀之怨，必不应眷眷如此！好事者但以武诗有‘莫倚善题《鹦鹉赋》’之句，故用证前说，引黄祖杀祢衡为喻，殆是‘痴人面前，不得说梦’也，武肯以黄祖自比乎？”而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中，对此采取了模棱两可的态度。他说：“要之，严武动过‘欲杀’的念头和严母的缓颊，看来，并不是完全不可能的事。”“一定要说杜甫决不曾酒后失言，一定要说严武决不会动欲杀之念，看来，都不免是一偏之见。”依然留下一条尾巴，严武之被诬冤案，还是得不到彻底平反。
杀甫之说完全不符事实，还可以从杜甫和严武的诗中得到证实。如前所述，杜甫和严武交情甚笃，“一生襟抱向谁开？”杜甫是把严武作为知己看待的。王嗣奭在说杜《九日奉寄严大夫》和严《巴岭答杜二见忆》诗时指出：“读此二诗，见二公交情之厚，形骸不隔，故知欲杀之诬也。”杜甫退出幕府后，写有《敝庐遣兴奉寄严公》，诗云：“府中瞻暇日，江上忆词源。亦忝朝廷旧，情依节制尊。还思长者辙，恐避席为门。”仇兆鳌评曰：“暇日、词源，想及严公。朝旧、情依，自叙故交。末望重过草庐，仍致缱绻之意。”哪有欲杀的迹象？刘克庄在论《哭严仆射归榇》诗时亦说：“世传严武欲杀子美，殆未必然。观‘老亲如宿昔，部曲异平生’之句，极其凄怆，至位置武于《八哀诗》中，忠厚蔼然，异于‘幕府少年今白发’之作矣。”他说此诗是“感知己之遇”。流寓夔州时，杜甫对严武的恩情仍念念不忘，《客堂》诗云：“上公（指严武）有记者，累奏资薄禄。”在《诸将五首》其五中，他深情地回忆了同严武在成都“共迎中使望乡台”的情景，对严武镇蜀的卓越功绩和超人才略给予了高度评价。特别是于《八哀诗·赠左仆射郑国公严公武》中，他回顾了严武的一生，对其文治武功备加推崇；对其深情厚谊感激涕零。王嗣奭评曰：“观‘小心事友生’句，知武无欲杀公事。”“空余老宾客，身上愧簪缨”，真可谓是一字一泪，一往情深。《八哀诗·严武》是从杜甫肺肝中流出的血泪凝成的文字，它是杜甫和严武真挚友谊的最好见证。大历五年（770）春，59岁的杜甫在湖南遇到了曾同在严武幕府供职的萧使君，故人相见，又使他深深地怀念起严武来：“昔在严公幕，俱为蜀使臣。艰危参大府，前后间清尘。”（《奉赠萧十二使君》）这位萧使君是个很重义气的人，严武死后，老母在堂，他像侍奉自己的老人一样，照顾无微不至，严母仙逝，他又为之料理丧事。“主典抚孤之情，不减骨肉，则胶漆之契可知矣”（同诗原注）。“食恩惭卤莽，镂骨抱酸辛”，回思往事，百感交集，杜甫为自己没有尽到朋友之分而深感羞愧，他觉得对不起生前待己甚厚的严武。可以说，杜甫直到死前都是没有忘记老朋友严武的。所以浦起龙说：“公于严谊最深”。
在杜甫广泛的交游中，关系最密切而又相处时间最久的，当推严武。现存杜诗，只是在题上或注中明确标明与严武有关的，就有35首，在杜甫赠友辈诗中是最多的。所以浦起龙说：“公所至落落难合，独于严有亲戚骨肉之爱，是亦宿世缘分。”，从而断言：“严系知己中第一人，自尔情至。”既是如此，豈有杀甫之事耶？
四、关于杜甫之死的考索
关于杜甫的死因，最早比较详细的记载，是郑处诲（？-867）的《明皇杂录》：“杜甫后漂寓湘潭间，旅于衡州耒阳县，颇为令长所厌。甫投诗于宰，宰遂致牛炙白酒以遗甫，甫饮过多，一夕而卒，集中犹有《赠聂耒阳》诗也。”此说影响甚大。其后，唐人崔珏、皮日休、郑谷、杜荀鹤、罗隐、曹松、裴谐、裴说、贯休、齐己，五代孟宾于等人都不同程度地沿袭其说。如皮日休《陆鲁望昨以五百言见贻过有褒美内揣庸陋弥增愧悚因成一千言上述吾唐文物之盛次叙相得之欢亦迭和之微旨也》云：“猗与子美思，不尽如转辁。纵为三十车，一字不可捐。既作风雅主，遂司歌咏权。谁知耒阳土，埋却真神仙。”郑谷《送田光》云：“耒阳江口春山绿，恸哭应寻杜甫坟。”罗隐《经耒阳杜工部墓》云：“紫菊馨香覆楚醪，奠君江畔雨萧骚。旅魂自是才相累，闲骨何妨冢更高。騄骥丧来空蹇蹶，芝兰衰后长蓬蒿。屈原宋玉邻君处，几驾青螭缓郁陶。”裴说《经杜工部坟》：“骚人久不出，安得国风清。拟掘孤坟破，重教大雅生。”释齐己《次耒阳作》：“因经杜公墓，惆怅学文章。”孟宾于《耒阳杜工部墓》：“一夜耒江雨，百年工部文。青山当日见，白酒至今闻。惟有为诗者，经过时吊君。”新、旧《唐书》更把这一传说写入正史。《旧唐书·杜甫传》曰：“甫尝游岳庙，为暴水所阻，旬日不得食。耒阳聂令知之，自棹舟迎甫而还。永泰二年，啖牛肉白酒，一夕而卒于耒阳，时年五十九。”永泰二年（765）十一月，改元大历，当时杜甫尚在云安（今重庆云阳）和夔州（今重庆奉节），距大历五年（770）杜甫去世，尚有五年之久，《旧唐书》作者何粗疏至此！《新唐书·杜甫传》则曰：“大历中，出瞿唐，下江陵，泝沅湘以登衡山，因客耒阳，游岳祠，大水遽至，涉旬不得食，县令具舟迎之，乃得还。令尝馈牛炙白酒，大醉，一昔卒，年五十九。”以致诬妄流传，影响广远。宋人张齐贤、郑文宝、赵师古、孙何、王洙、张方平、徐介、宋敏求、吕陶、王令、胡宗愈、苏轼、彭汝砺、米芾、姜光彦等人亦信其说。如张齐贤《书杜工部祠堂》云：“余尝闻工部死，葬于耒阳县。县乃衡之属邑也。《图经》云：工部墓在县北郭内二里。后晋开运中，县令黄庭翰重兴祠宇。……工部因忤蜀帅而适湘楚，时耒阳尹聂公棹舟迎甫，以白酒牛炙馈，无阙焉。以酒沉冥而终。”赵师古《题工部祠序》云：“晚遭唐室丧乱，避地死，葬于耒。”王洙《杜工部集记》：“大历三年春，下峡，至荆南，又次公安，入湖南，泝沿湘流，游衡山，寓居耒阳。尝至岳庙，阻暴水，旬日不得食。耒阳聂令知之，自具舟迎还。五年夏，一夕，醉饱卒，年五十九。”张方平《读杜工部诗》：“文物皇唐盛，诗家老杜豪。……耒阳三尺土，谁为翦蓬蒿。”徐介《耒阳杜工部祠堂》：“手接汨罗水，天心知所存。故教工部死，来伴大夫魂。流落同千古，风骚共一源。”王令《读老杜诗集》：“气吞风雅妙无伦，碌碌当年不见珍。自是古贤因发愤，非关诗道可穷人。镌镵物象三千首，照耀乾坤四百春。寂寞有名身后事，惟余孤塜耒江滨。”苏轼《次韵张安道读杜诗》亦曰：“巨笔屠龙手，微官似马曹。迂疏无事业，醉饱死游遨。”至蔡兴宗作《杜工部诗年谱》，则于“大历五年庚戌”下云：“按唐史：夏四月八日庚子，湖南兵马使臧玠杀其观察使崔瓘，先生避乱，窜还衡州。……寻于江上阻暴水，半旬不食，耒阳聂令具舟致酒肉，迎归，一夕而卒。”又云：“闻今耒阳县南，犹有先生坟及祠屋在焉，议者谓元微之先为墓系，而卒不能归葬也。”此说之不可信，前人今人驳论已详。如宋王观国《学林》则曰：“近世有小说《丽情集》者，首序子美因食牛肉白酒而卒，此无据妄说，不足信。今注子美诗者，亦假王原叔内翰之名，谓甫一夕醉饱卒者，毋乃用小说《丽情》之语耶？”《丽情集》乃北宋张君房所著，原书已佚，程毅中据《类说》卷二十九、《绀珠集》卷十一、《绿窗新话》《文苑英华》等书考出其条目42条。而王观国《学林》此条，不见上述书目之征引，故程毅中怀疑为王观国之误记，其曰：“按：杜甫一夕醉饱而卒，不似《丽情集》中之语。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笺》卷首引刘斧《摭遗》有杜子美坟传说，疑王观国误记为《丽情集》耳。”且不管《丽情集》中是否真的收录了关于杜甫死因的说法，但是流行于北宋初年的《丽情集》之类的小说中关于杜甫死因的记载，其最终的源头都是郑处诲的《明皇杂录》。对此说批驳最有力而又最早者，当属王得臣。他在《麈史》卷中云：“世言子美卒于衡之耒阳，故《寰宇记》亦载其坟在县北二里，不知何缘得此？《唐新书》称：‘耒阳令遗白酒牛肉，一夕而死。’予观子美侨寄巴峡三岁，大历三年二月，始下峡，流寓荆南，徙泊公安，久之，方次岳阳，即四年（当为三年）冬末也。既过洞庭，入长沙，乃五年之春。四月，遇臧玠之乱，仓皇往衡阳，至耒阳，舟中伏枕，又畏瘴，复沿湘而下，故有《回棹》之作，末云：‘舟师烦尔送，朱夏汲寒泉。’又《登舟将适汉阳》云：‘春色弃汝去，秋帆催客归。’盖回棹在夏末，此篇已入秋矣。继之以《暮秋将归秦留别湖南幕府亲友》云：‘北归冲雨雪，谁悯旧貂裘。’则子美北还之迹，见此三篇，安得卒于耒阳耶？要其卒当在潭岳之间，秋冬之际。按元微之《子美墓志》称：‘子美孙嗣业启子美柩，襄袝事于偃师，途次于荆，拜余为志，辞不能绝。’其系略曰：‘严武状为检校工部员外郎参谋军事，旋又弃去，扁舟下荆楚，竟以寓卒，旅殡岳阳。’”王氏“其卒当在潭岳之间，秋冬之际”十二字，可谓精核之论。其后，赵子栎、鲁訔、黄鹤诸谱皆从王说，大致是不错的。鲁訔即谓“王彦辅辩之为详”。赵子栎《杜工部年谱》则曰：“或谓游耒阳江上，宿酒家，是夕江水泛涨，为水漂涨，聂令堆空土为坟。或谓聂令馈白酒牛炙，胀饫而死。皆不可信。”黄鹤亦为申说：“先生如郴，因至耒阳，访聂令，经方田驿，阻水旬余，聂致酒肉。而史云：‘令尝馈牛炙白酒，大醉，一夕卒。’尝考先生谢聂令诗有云：‘礼过宰肥羊，愁当置清醥。’其诗至云‘兴尽本韵’，又且宿留驿近山亭。若果以饫死，岂复更能为是长篇，又复游憩山亭？以诗证之，其诬自可不攻。况元微之《志》与《旧史》，初无此说。”但他在《风疾舟中伏枕书怀呈湖南亲友三十六韵》诗注中却说：“今诗云‘瘗夭’，又大历五年卒时，唯存宗武。故志云：‘宗武不克葬。’则宗文诚夭矣。意是四年自潭之衡时丧宗文。以与聂令有旧，故瘗于耒阳，而公死不果徙也。”节外生枝，可谓狗尾续貂。故钱谦益斥曰：“黄鹤因‘瘗夭’一语，疑为宗文之故，年谱遂大书曰：‘是年四月宗文卒。’则妄矣。润州刺史樊晃《叙杜工部小集》云：‘君有宗文宗武，近知所在，漂寓江陵。’则宗文之亡，实在工部殁后也。”还有假托韩愈之名，作《题子美坟》诗以为杜甫雪冤：“一堆空土烟芜里，虚使诗人叹悲起。怨声千古寄西风，寒骨一夜沉秋水。当时处处多白酒，牛肉如今家家有。饮酒食肉今如此，何故常人无饱死？子美当日称才贤，聂侯见待诚非喜。洎乎圣意再搜求，奸臣以此欺天子。……坟空饫死已传闻，千古丑声竟谁洗？明时好古疾恶人，应以我意知终始。”又有李观《遗补杜子美传》云：“唐杜甫子美，诗有全才，当时一人而已。洎失意蓬走天下，由蜀往耒阳，依聂侯，不以礼遇之。子美忽忽不怡，多游市邑村落间，以诗酒自适。一日过江上洲中饮，既醉，不能复归，宿酒家。是夕江水暴涨，子美为惊湍漂泛，其尸不知落于何处。洎玄宗还南内，思子美，诏天下求之。聂侯乃积空土于江上，曰：子美为白酒牛炙胀饫而死，葬于此矣。以此事闻玄宗。吁！聂侯当以实对天子也，既空为之坟，又丑以酒炙胀饫之事。子美有清才者也，岂不知饮食多寡之分哉。诗人皆憾之，题子美之祠，皆有感叹之意，知非酒炙而死也。……独韩文公诗，事全而明白，知子美之坟空土也，又非因酒炙而死耳。”但人多疑韩愈、李观之作为伪作。如郑卬曰：“余读李元宾《遗补传》及韩退之《题杜工部坟》诗，皆自《摭遗》所载，疑非二公所作。然大历、元和，时之相去，犹未为远，不当与本集抵牾若是，大抵后之好事者托而质之也。”其辨杜甫不卒于耒阳云：“尝考子美以大历五年四月，臧玠杀崔瓘，由是避地入衡州，至耒阳，游岳祠。以大水，涉旬不得食。耒阳聂令具舟迎之。水涨，遂泊方田驿，子美诗以谢之。继而沿湘流，将适汉阳，暮秋归秦，有诗别湖南幕府亲友。岂以夏而溺死耒阳，复有此作？盖其卒在潭岳间秋冬之际。元微之志铭，亦略见本末。作史者惑于《摭遗》之说，遂有牛炙白酒一宿卒之语，信史之误，余不可以不辨。”蔡梦弼《集注草堂杜工部诗外集·酬唱附录》亦载韩诗，跋云：“此退之《题杜工部坟》，惟见于刘斧《摭遗小说》，韩昌黎正集无之，似非退之所作。……乃后之好事俗儒托而为之，以厚诬退之，决非退之所作也明矣。”杜甫死时，唐玄宗已死七年矣，何得“思子美，诏天下求之”？故潘德舆斥之曰：“夫子美卒于代宗时，玄宗之崩久矣。此皆诬妄可笑，不值攻驳者。”此后又生出传说当年杜甫被淹死于耒水后，有一只靴子漂流到沙洲上，故名靴洲，是一个长约半里的小岛。《嘉靖衡州府志》卷二载：“靴洲：在耒水中，世传杜子美过洲饮，醉宿酒家。是夕江水暴涨，溺死。次日聂令使人求之不得，但得一靴，葬于洲上，因名。”《湖广通志》卷十一亦载：“靴洲在（耒阳）县东耒水中，俗传葬杜甫遗靴于洲上。明解缙诗：‘蔡伦池上雾如纸，杜老祠前秋日黄。为问靴洲江上水，流船三日到衡阳。’”庄昶《耒阳吊工部祠墓》其一云：“靴洲五百年来水，谁照逍遥七尺身。”其二又云：“拾遗苦被苍生累，赢得乾坤不尽愁。”但查慎行似表怀疑，其《过郴江口有感于杜工部事》诗云：“十载游巴峡，三年客楚疆。青袍常避乱，白发俨投荒。许国才难尽，忧时命不长。靴洲疑冢在，过者亦神伤。”
宋以后，关于杜甫死因与时地的问题，仍聚讼纷纭，迄无定论。一千年后，郭沫若以他曾留学日本学医的专业知识，认定杜甫确实死于牛酒。他是这样分析推断的：“其实死于牛酒，并不是不可能。不过不是‘饫死’，或‘饱饫而死’，而是由于中毒。聂令所送的牛肉一定相当多，杜甫一次没有吃完。时在夏天，冷藏得不好，容易腐化。腐肉是有毒的，以腐化后二十四小时至二十八小时初生之毒最为剧烈，使人神经麻痹、心脏恶化而致死。加以又有白酒促进毒素在血液中的循环，而杜甫的身体本来是在半身不遂的状况中，他还有糖尿病和肺病，腐肉中毒致死不是不可能，而是完全有可能的。”“要之，杜甫死于牛酒是毫无疑义的。”关于杜甫的死因，还有几种不同的说法：有的认为死于腐肉中毒，有的认为死于醉饱后的急性胰腺炎，有的认为死于心肌梗塞，有的认为死于中风，还有的认为死于因肺疾感染所引起的糖尿病合并症。亦可谓花样翻新，争讼不已。
邓绍基《关于杜甫的卒年卒地问题》，以详细的论证得出杜甫于大历五年秋后卒于耒阳，旅殡岳阳，最后归葬偃师的结论。但其主要依据之一，是所谓戎昱的《耒阳溪夜行》诗：“乘夕棹归舟，缘源二转幽。月明看岭树，风静听溪流。岚气船间入，霜华衣上浮。猿声虽此夜，不是别家愁。”诗题下注：“为伤杜甫作。”见《全唐诗》卷二百七十；又见《全唐诗》卷四十八张九龄诗，与戎昱诗只差一字：“二”作“路”。亦无题注“为伤杜甫作”五字。然此诗实为张九龄作，载《曲江集》和明铜活字本《张九龄集》，《文苑英华》于卷一六六、二九一双载作张诗。萧涤非先生《〈耒阳溪夜行〉的作者是张九龄——它不可能是杜甫死于耒阳的‘铁证’》一文，对此有详确的考证，可参看。萧先生“一贯主张杜甫不是饫死或溺死于耒阳而是病死在由长沙到岳阳的洞庭湖上”。傅光《杜甫研究（卒葬篇）》，以长达35万字的篇幅全面论述了杜甫卒葬的问题。著者力主杜甫于大历五年（770）夏卒于耒阳，“直接死因还只是饮酒过多”。杜甫初葬耒阳，旅殡岳阳，终葬偃师，这就是杜甫灵柩归葬的所有过程。并考证《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一诗不作于大历五年冬，而作于“大历三年（768）冬末，地点在洞庭湖上的舟中”，因而不是杜甫的绝笔诗，而《聂耒阳以仆阻水书致酒肉疗饥荒江诗得代怀兴尽本韵》诗才是杜甫的绝笔诗。但傅著所以立论的主要论据是站不住脚的。莫砺锋《重论杜甫卒于大历五年冬——与傅光先生商榷》一文，赞同仇兆鳌、萧涤非等人杜甫卒于大历五年冬的说法，对傅说提出商榷和质疑：其一，从文献学角度与诗句重点词语的辨析论证了傅著称之为“杜甫死于耒阳最可靠的铁证”的《耒阳溪夜行》诗不足为据（见前萧涤非先生文章）。其二，又从文献学角度证明傅说据以为证的写到杜甫卒因卒地的所谓韩愈《题杜工部坟》诗是伪作，“此诗与《杜拾遗补传》根本不能互相证实，倒反而可以互相证谬，以宋人李观的《补传》来证明《题杜工部坟》诗出于唐人韩愈之手，在文献学上是毫无道理的”，因而“傅著将此诗归于韩愈且用它来证实杜甫卒于耒阳，不能成立”。其三，又通过对杜集中作于耒阳以后的六首诗的考辨与分析，富有逻辑性地推论出：“《风疾舟中》以作于大历五年（770）冬的可能为最大，它应该是杜甫的绝笔诗。傅著系此诗于大历三年的结论不能成立。”
老杜命途多舛，颠沛流离，以至死因卒地争讼不已，福兮祸兮？但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诗圣杜甫的影响之大之深之广，对促进杜甫研究不无裨益。
五、关于《江南逢李龟年》诗的真伪之辨
郑处诲《明皇杂录》卷下载：“唐开元中，乐工李龟年、彭年、鹤年兄弟三人，皆有才学盛名。彭年善舞，鹤年、龟年能歌，尤妙制《渭川》，特承顾遇。于东都大起第宅。僭侈之制，逾于公侯。宅在东都通远里，中堂制度甲于都下。其后龟年流落江南，每遇良辰胜赏，为人歌数阕，座中闻之，莫不掩泣罢酒。则杜甫尝赠诗，所谓‘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值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崔九堂，殿中监崔涤，中书令湜之第也。”宋刻杜集多于诗下小注：“崔九，即殿中监崔涤，中书令湜之弟。”范摅《云溪友议》卷中亦云：“明皇幸岷山，百官皆窜辱，积尸满中原，士族随车驾也。伶官：张野狐觱栗，雷海青琵琶，李龟年唱歌，公孙大娘舞剑。……唯李龟年奔迫江潭，杜甫以诗赠之曰：‘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值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所引“岐王宅里寻常见”云云，即所谓流传千古的杜诗名篇《江南逢李龟年》。而对此诗的真伪，千余年来争论不休。宋人胡仔即云：“此诗非子美作。岐王开元十四年薨，崔涤亦卒于开元中，是时子美方十五岁。天宝后，子美未尝至江南。”明胡震亨则全袭胡仔之说，认为“他人诗无疑”。今人李汝伦认为“这是首内容空洞，感情平淡的诗”，“很难想象，杜甫竟会这么平平淡淡地写了这么首平平淡淡的诗！”断定《江南逢李龟年》非杜甫作。吴企明《唐音质疑录》进而认为：“范摅记事虚妄，记诗亦误。《江南逢李龟年》决不会是杜甫作，当是天宝末流寓江南的士人，听李龟年歌有感而作。转相传闻，讹为杜甫作。”针对李、吴二人之论，傅光特撰《杜甫〈江南逢李龟年〉考辨》一文，以详确的史实和细致的辨析进行了批驳，维护了杜甫的创作权。此后，王辉斌撰文认为此诗“确为李白所作”，赵海菱则认为联系“安史之乱”爆发后杜甫的行迹，《明皇杂录》《云溪友议》的有关记载是不正确的。学界一向根据杜甫《壮游》中的两句“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扬”而认定杜甫年少时曾与岐王、崔涤、李龟年等人相识相交，理由是在“斯文”诗句之下，录有杜甫自注：“崔郑州尚，魏豫州启心。”但近年来陆续出土的《唐故陈王府长史崔府君（尚）志文》《大唐故河南府泗水县尉长乐冯君墓志铭并序》等史料证实，对杜甫颇为赏识的崔尚、魏启心根本未曾做过郑州刺史、豫州刺史。而王维生平事迹及其相关诗歌文本显示，王维不仅在开元年间与岐王、李龟年等人交往密切，而且他亦确曾在江南履职并曾在江南与李龟年重逢，因此，《江南逢李龟年》的作者不是杜甫，而极有可能是王维。吴明贤《杜甫〈江南逢李龟年〉著作权不容否定》一文，针对南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及其它否定《江南逢李龟年》为杜甫所作的观点，详细考察了该诗版本及其所记历史与杜甫生平经历的相合处，辨析了该诗意旨、风格与此期杜诗风格及总体风格的一致性，指出该诗为杜甫所作毋庸置疑。柏红秀《乐人身份与〈江南逢李龟年〉作者之争》一文，从唐代音乐制度的角度又有补证，认为“李龟年是盛唐京城著名的市井乐人”，仍然维护杜甫的著作权。吴怀东《杜甫作〈江南逢李龟年〉补证—兼论此诗之情感内涵》，则从历来学者们所忽视的诗歌意象以及审美反应方式角度进行证实，认为此诗核心意象“落花”代表着最美的春景，符合当时及杜甫的审美习惯，而此诗对旧友相见场景的如实呈现，既符合杜甫荆湘诗的创作惯例，也有其独特性。这是一首表达“喜相逢”的诗，不必从政治性角度作“过度阐释”。
而在同意杜甫所作的学者中，对此诗创作的时地又有不同的说法，归纳起来，主要有潭州、荆南、吴越三说：赵次公认为大历四年暮春作于潭州。后之重要编年注本大多编在大历五年暮春潭州作。黄鹤则谓：“梁权道编在大历三年作荆南诗内。按公以是年正月出峡，暮春至江陵，今诗云‘落花时节又逢君’，正其时也。”洪业则谓：“当是游吴越时作。当初我受前人影响，仍放此诗于湖南诗内；且疑‘江南’或是‘湖南’之误。更沉静思维，则觉不但‘江南’不误，而且此诗之容态俏生，气韵飘扬，不似杜甫湖南时诗之多悲哀沉郁，而可合于杜甫二十三岁左右‘越女天下白，镜湖五月凉’之环境。”
综上所述，虽各家所持观点颇为分歧，但纵观千余年来的历史记载与演变，对《江南逢李龟年》的著作权还是可以做出判断的。就现存资料而言，唐五代未见有人对杜甫的著作权提出异议，宋代除胡仔外，亦未见不同的意见。而据现存宋刻杜集及其后大多评注本及研究者，都认为杜甫作，并称誉有加。如黄生曰：“此诗与《剑器行》同意。今昔盛衰之感，言外黯然欲绝，见风韵于行间，寓感慨于字里，即使龙标、供奉操笔，亦无以过。乃知公于此体，非不能为正声，直不屑耳。有目公七言绝句为别调者，亦可持此解嘲矣。”吴瞻泰曰：“此盛唐绝调也，字字风韵，不觉有凄凉之色，而国家之盛衰，人世之聚散，时地之迁流，悉寓于字里行间，一唱三叹，使人味之于意言之表，虽青莲、摩诘亦应俯首。”《唐宋诗醇》卷十八曰：“言情在笔墨之外，悄然数语，可抵白氏一篇《琵琶行》矣。……何其超妙，此千古绝调也。”邵长蘅曰：“子美七绝，此为压卷。”孙洙曰：“世运之治乱，年华之盛衰，彼此之凄凉流落，俱在其中。少陵七绝，此为压卷。”据此，《江南逢李龟年》的著作权应归杜甫，而《明皇杂录》《云溪友议》最早揭出杜甫此诗，可谓功不可没。
六、《云仙杂记》等有关杜甫的传说
旧题冯贽所撰《云仙杂记》，一作《云仙散录》，其真伪一致被人质疑。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载：“《云仙散录》一卷 称唐金城冯贽撰。天复元年叙。冯贽者，不知何人。自言取家世所蓄异书，撮其异说，而所引书名，皆古今所不闻；且其记事造语，如出一手，正如世俗所行东坡《杜诗注》之类。然则所谓冯贽者，及其所蓄书，皆子虚乌有也，亦可谓枉用其心者矣。”张邦基《墨庄漫录》则谓王铚所作：“近时传一书曰《龙城录》，云柳子厚所作，非也，乃王铚性之伪为之。……又作《云仙散录》，尤为怪诞，殊误后之学者。”洪迈《容斋随笔》云：“俗间所传浅妄之书，如所谓《云仙散录》《老杜事实》《开元天宝遗事》之属，皆绝可笑，然士大夫或信之。……孔传《续六帖》采摭唐事殊有工，而悉载《云仙录》中事，自秽其书。”《四库全书》之《云仙杂记》提要则谓：“《云仙杂记》十卷，旧本题唐金城冯贽撰。贽履贯无可考。其书杂载古人逸事……然实伪书也。”曹之《〈云仙杂记〉真伪考》更谓“《云仙杂记》是宋人假名唐人编纂的一部伪书”。但张力伟校点《云仙散录·前言》则谓：“《云仙散录》的引书漏洞百出，当属伪托。不过，从部分书名与内容相贴合这一点来看，伪托也是出自本书作者之手，不大可能是由后人添加。但是，纵然引书上存在着种种花招，却仍不能作为推翻本书为五代时人冯贽所作这一说法的有力证据。在宋代著录中，此书都作《云仙散录》。……《杂记》九、十两卷的内容全部是新增加的，共七十九条，大部分注明了引书书名，共二十九种。这些书现在大都存在。……显而易见，这两卷属由后人伪托。”尽管对该书及作者的真伪所见不同，但书是客观存在，伪作者也是客观存在，而且《云仙杂记》的前八卷所记，当是唐五代时人的传说，自是可以肯定的。而有关杜甫的几则逸闻都在前七卷中，如卷一“文星典吏”引《文览》云：“杜子美十余岁，梦人令采文于康水，觉而问人，此水在二十里外，乃往求之。见鹅冠童子告曰：‘汝本文星典吏，天使汝下谪，为唐世文章海，九云诰已降，可于豆垄下取。’甫依其言，果得一石，金字曰：‘诗王本在陈芳国，九夜扪之麟篆熟，声振扶桑享天福。’后因佩入葱市，归而飞火满室，有声曰：‘邂逅秽吾，令汝文而不贵。’”“诗王”三句，即所谓《杜公石文诗》。清吴景旭《历代诗话》卷五五“诗宰相”条注引此段文字，几乎全同，但云出《诗话类编》。仇兆鳌《杜诗详注》卷二三引此亦云出《诗话类编》。闻一多《少陵先生年谱会笺》则谓：“事本不经，聊赘于此（开元十三年），用资谈助耳。”陈尚君于《杜公石文诗》下按云：“此诗可断定非杜甫作。《云仙杂记》一书，传为唐末人冯贽作，后人虽有疑其为宋人伪托者，然所举诸证尚不足以定谳。今仍从旧说视作唐人之作姑附存杜甫名下。”陈贻焮先生则认为：“编得太俗气（唐代道教盛行，这很可能出自世俗道士之口），远不如讲李白的那些传说脍炙人口，但对杜甫的怀才不遇，也表露了深切的同情。”虽是如此，但后世诗文还是有涉及这个故事的。如明倪元璐《出春明作（万历癸丑）》云：“自疑麟篆久尘埃，岂亦曾经葱肆来。明是无人解鬼语，妄云此子不仙才。去从鹃借三更月，幻作龙拿一部雷。天定未忘三债却，好烦铁研为相催。”清施士洁《简菽庄钟社主人并诸同志》其二即云：“自怜冯妇旧生涯，攘臂何堪更下车！柱上魂归丁令鹤，井中声闹子阳蛙。灰心词客同枯树，低首诗王向浣花。谁似竹林咸与籍，主盟牛耳属君家。”又《林健人公子见和前韵，叠韵酬之》其六亦云：“双合延津剑欲鸣，能诗叔宝总神清。一楼蜃气嘘成幻，百斛龙文举独轻。呕血我应惭李贺，解颐君已说匡衡。陈芳国里溪山好，拟挈吟侪学耦耕。”在今河南省巩义市（即昔之巩县）康店镇，一直流传着这个“康水采文”的神话故事，而且认为这个故事就发生在今天康店镇康南村的南水沟。
像这样的神话故事，在唐代司空见惯，在唐五代笔记小说及唐传奇（实际上也是小说）中，比比皆是。如关于李白的传说，比杜甫还多。李阳冰《草堂集序》云：“李白，字太白，陇西成纪人。……神龙之始，逃归于蜀，复指李树而生伯阳，惊姜之夕，长庚入梦，故生而名白，以太白字之。世称太白之精，得之矣。”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云：“公之生也，先府君指天枝以复姓，先夫人梦长庚而告祥，名之与字，咸所取象。”王定保《唐摭言》载：“李太白始自蜀至京，名未甚振，因以所业贽谒贺知章。知章览《蜀道难》一篇，扬眉谓之曰：‘公非人世之人，可不是太白星精耶？’”《新唐书》更将之写入正史：“白之生，母梦长庚星，因以命之。”李阳冰为李白族叔，李白生前嘱其编集自己的诗文。李阳冰序作于宝应元年（762）十一月乙酉，时李白刚刚去世。据此推测，可能李白生前就盛传这一传说，他的“字太白”肯定是有来历的。更有趣的例子是白居易（772-846）。据卢肇（818-882）《逸史》载：“唐会昌元年，李师稷中丞为浙东观察使。有商客遭风飘荡，不知所止。月余，至一大山。瑞云奇花，白鹤异树，尽非人间所睹。山侧有人迎问曰：‘安得至此？’具言之。令维舟上岸。云：‘须谒天师。’遂引至一处，若大寺观，通一道（明抄本“道”下有“士”字）入。道士须眉悉白，侍卫数十，坐大殿上，与语曰：‘汝中国人，兹地有缘方得一到，此蓬莱山也。既至，莫要看否？’遣左右引于宫内游观。玉台翠树，光彩夺目，院宇数十，皆有名号。至一院，扃锁甚严，因窥之。众花满庭，堂有裀褥，焚香阶下。客问之。答曰：‘此是白乐天院，乐天在中国未来耳。’乃潜记之，遂别之归。旬日至越，具白廉使。李公尽录以报白公。先是，白公平生唯修上乘业，及览李公所报，乃自为诗二首，以记其事及答李浙东云云。然白公脱屣烟埃，投弃轩冕，与夫昧昧者固不同也，安知非谪仙哉！”白居易“自为诗二首”至今俱存，其《客有说》（自注：客即李浙东也，所说不能具录其事）云：“近有人从海上回，海山深处见楼台。中有仙龛虚一室，多传此待乐天来。”又《答客说》：“吾学空门非学仙，恐君此说是虚传。海山不是我归处，归即应归兜率天。（自注：予晚年结弥勒上生业，故云。）”所以叶梦得《避暑录话》云：“顷读卢肇《逸史》，记此事差详。……唐小说事多诞，此既自见于乐天诗，当不谬。”卢肇为会昌三年状元。会昌元年，即公元841年，时卢肇24岁，白居易70岁，离去世还有五年，乃生前传说也。明胡应麟《报王中丞先生》即云：“尝夷考古昔才人列名谪籍，若李供奉之长庚，杜拾遗之文星典吏，白舍人之海山使者，皆烜赫可征。”所言不虚。虽是神话传说，但“文星典吏”“诗王”“文章海”云云，都是在证明对杜甫的崇拜和神化，但又符合杜甫创作所达到的高度成就，可谓实至名归。由父又及于子。《云仙杂记》卷七《石斧欲斫断诗手》引《文览》曰：“杜甫子宗武，以诗示阮兵曹。兵曹答以石斧一具，随使并诗还之。宗武曰：‘斧，父斤也。兵曹使我呈父，加斤削也。’俄而阮闻之，曰：‘误矣！欲子斫断其手。此手若存，天下诗名，又在杜家矣！’”胡应麟曰：“此事甚新，然史传不载宗武诗，诗亦竟不传。岂三世为将，道家所忌哉。杜尝命宗武熟精《文选》，又作诗屡令其诵。友人之言，宜有可信者，惜无从互证之。”杜甫《宗武生日》云：“小子何时见？高秋此日生。自从都邑语，已伴老夫名。诗是吾家事，人传世上情。”何焯《义门读书记》即评“自从都邑语”二句云：“宗武当日，亦应有小杜之目。”杜甫《又示宗武》又云：“觅句新知律，摊书解满床。试吟青玉案，莫羡紫罗囊。暇日从时饮，明年共我长。应须饱经术，已似爱文章。十五男儿志，三千弟子行。曾参与游夏，达者得升堂。”可见宗武亦早熟能诗。查慎行《题宋山言学诗图二首》其一即云：“宗武学能传杜老，小坡才可继眉山。添他一卷中州集，知己无如父子间。”显然是受到《云仙杂记》的影响。由子又及乎他人。卷七《焚杜甫诗饮以膏蜜》引《诗源指诀》曰：“张籍取杜甫诗一帙，焚取灰烬，副以膏蜜，频饮之，曰：‘令吾肝肠从此改易。’”虽是小说家言，但亦可反映出张籍对杜甫的无限景仰。张洎《张司业集序》即谓：“公为古风最善。自李杜之后，风雅道丧，继其美者，唯公一人。”而张籍的乐府诗确已继承并发扬了杜甫的现实主义诗歌传统。郑日奎《读少陵集》：“古今作者代不同，都来涵孕神明中。一语纵横散屡足，得其爪距皆称雄。叹我研寻犹未得，虫鱼琐琐纷空积。拟焚灰烬副以膏，频饮令吾肠胃易。”即用此典故。类似怪异的传说，在《树萱录》里多有记载。宋蔡絛《西清诗话》载：“《树萱录》云：‘杜子美自负其诗，郑虔妻病疟，过之，云：当诵予诗，疟鬼自退。初云：“日月低秦树，乾坤绕汉宫。”不愈，则诵“子章（当作“璋”）髑髅血模糊，手提掷还崔大夫。”又不愈，则诵“虬须似太宗，色映塞外春。”若又不愈，则卢扁无如何矣。’此唐末俗子之论。少陵与虔结交，义动生死，若此，乃昨暮小儿语耳，万无此理。‘虬须似太宗’，乃《八哀诗》谓汝阳王琎也，琎虽死先于虔，而《八哀诗》乃郑虔辈没后同时作，则虔不及见此诗，明矣。”“日月低秦树，乾坤绕汉宫”，为《投赠哥舒开府翰二十韵》诗句；“子璋髑髅血模糊，手提掷还崔大夫”，为《戏作花卿歌》诗句；“虬须似太宗，色映塞外春”，为《八哀诗·赠太子太师汝阳郡王琎》诗句。蔡絛当不信此说，故斥之为“此唐末俗子之论”。胡仔则云：“世传杜诗能除疟，此未必然。盖其辞意典雅，读之者脱然不觉沉疴之去体也。而好事者乃曰：‘郑广文妻病疟，子美令取予“落月满屋梁，犹疑照颜色”一联诵之，不已；又令取“虬髯似太宗，色映塞外青”一联诵之，不已；又令取“子璋髑髅血模糊，手提掷还崔大夫”一联诵之，则无不愈矣。’此殊可笑！借使疟鬼诚知杜诗之佳，亦贤鬼也；岂复屑屑求食于呕吐之间为哉？观子美有云‘三年犹疟疾，一鬼不销亡。隔日搜脂髓，增寒抱雪霜。徒然潜隙地，有腼屡鲜妆’。则是疾也，杜陵正自不免。”胡说与《西清诗话》稍不同，并未说出自《树萱录》，有的则云出自《古今诗话》，文字亦不尽同。“落月满屋梁，犹疑照颜色”，乃《梦李白二首》其一诗句；“三年犹疟疾”六句，乃《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适、虢州岑二十七长史参三十韵》诗句。晁说之《病中谢张簿阳字韵诗》：“药有一君元长厚，病教五鬼逞狂阳。公诗可但能除疟，万痾都如律令忙。”即用此典故。似这等荒诞不经的传说，虽不足为训，但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杜甫的巨大影响，杜诗的广泛传播，说明晚唐五代时期世人对杜甫的崇仰，已经达到了神化的程度。而到宋代以后，杜甫又从“诗王”升到“诗圣”了。
他如《云仙杂记》卷一《笼桶衫柿油巾》引《浣花旅地志》曰：“杜甫在蜀日，以七金买黄儿米半篮、细子鱼一串、笼桶衫、柿油巾，皆蜀人奉养之粗者。”卷三《惠一丝二丝》引《浣花旅地志》曰：“杜甫寓蜀，每蚕熟，即与儿躬行而乞曰：‘如或相悯，惠我一丝二丝’。”卷四《夜飞蝉》引《放怀集》曰：“杜甫每朋友至，引见妻子。韦侍御见而退，使其妇送夜飞蝉，以助妆饰。”大历元年（766）秋，杜甫有《奉汉中王手札报韦侍御萧尊师亡》云：“秋日萧韦逝，淮王报峡中。少年疑柱史，多术怪仙公。不但时人惜，祇应吾道穷。一哀侵疾病，相识自儿童。”是杜甫与韦侍御早就相识。这些传闻都比较细微而真实地反映了杜甫流寓巴蜀时的艰苦困窘的生活，恐怕不是无根之谈，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